陈硕︱成为“典范”：晚清时期邓石如书史地位之建构
邓石如 《弟子职》拓片 1804 故宫博物院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5期，责任编辑王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清中期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生时备极蹉跎、穷困潦倒，但逝世后不足百年便广为世人所重，以至成为“典范”。这一“生前身后名”的消长起伏，恰呈现出晚清时期艺术史中的重要变化。通过发掘大量原始文献，结合艺术社会史的研究方式，可以深入揭示邓传密对乃父遗作的收集行为，湘淮政治精英对邓石如书史地位建构过程的历史性介入，以及由作品价格与复制品传播所反映出的晚清时期的“共识”。这一历史脉络，既关涉邓石如成为大艺术家的物质基础，亦彰显新兴地方政治势力在引领文化风尚、培育社会共识方面的作用，堪称邓石如书史地位建构过程中的关键篇章，亦为晚清时期艺术史的重要侧面。
引言：邓石如的“未竟之业”
邓石如（1743—1805），初名惟琰、琰，字赤玉，后更字石如；嘉庆改元（1796）后以字行，并更字顽伯，一字完白[1]；号笈游道人、古浣子、完白山人等；安徽怀宁白麟坂（今属安庆市五横乡）人。作为乾嘉时期乃至清代最杰出的书法、篆刻家之一，邓石如向以在篆、隶书与篆刻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广受推崇，被尊为清代“碑学”的开山宗师。有别于历史上的多数书家，邓石如幼时未能系统读书，既长更无科举功名，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频繁赴江南各地鬻艺谋生[2]，并以职业书法、篆刻家的身份示人。
邓石如传于后世的历史形象，主要来自其后学包世臣所作的《完白山人传》，传中的邓氏兼有脾性耿介、不慕荣利、交游广泛、艺术卓绝的特征，其与彼时的一辈政治高层、文化精英相周旋，取得了诸名公硕望的高度认可，而充斥其间的种种戏剧性情节，更加强了这一形象的生动性、独特性。不过，倘从文献层面逐一考证，则《完白山人传》中的内容，实则大半出自虚构[3]。事实上，邓石如的教育经历有限，文化积累不足；除却挥毫、奏刀，几无其他谋生手段；尤擅篆、隶书与篆刻，其成就在于创造性地取法了“帖学”经典范畴之外的金石铭刻；兼能楷、行草书，但前者的实践尚不深入，后者又几为师心自运的手写体；作品中的讹字谬写与气息问题，备受他人苛议……毋庸讳言，从人生经历与艺术实践的各个层面考察，邓石如都同往昔那些学殖深厚、富于文采，有科举功名与仕宦经历，自觉承传王羲之以迄赵孟頫、董其昌的“帖学”传统，而不以书法、篆刻谋生的文人士大夫，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差异。所以，邓石如虽有“厚自期许世无匹”[4]的定位，但在既有传统与社会共识尚无太大变动的乾嘉时期，他至多只是一位踽踽独行于主流风气边缘的艺术家。
传世的大量书信与相关文献颇能反映，在谋食江湖大半生且有着广博阅历与卓越造诣的晚岁邓石如那里，穷困、蹉跎的生活境遇，仍是难以免却的现实问题。乾隆六十年，邓石如致友人札云：
仆老矣江湖，依然故我，疲于跋涉，犹不如人。[5]
又，嘉庆八年，邓石如致包世臣札（图1）云：
余来扬，又居月余，舟车之资，豪无觅处，且不能脱身于逆旅也，奈何奈何！[6]
图1 邓石如 致包世臣札1803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两札实际是对邓石如一生谋食经历的真实写照，生计窘迫亦是其艺术作品社会接受度的直接表现。除此之外，倘系统考察传世的邓石如作品（特别是晚岁所作者），据其用途与媒材，亦可窥见邓氏生前的境遇。邓氏书作大都为社会中下层人士而作，后者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将之刊刻、钩摹，故其媒材亦多停留在原始的纸本而已，偶有逾此者，以邓石如用隶书书写正文并篆额的《泾县学宫礼器碑》（图2）[7]最值得关注。此碑书丹于嘉庆十年九月，距邓氏逝世（十月初四）仅一月之遥，堪称绝笔[8]。此次书写被镂于贞石，立于学宫，碑文记载了乡邦贤达捐铸礼器、尊崇文教的义举，故而此碑的文化属性、置于公共空间而产生的影响及对邓氏社会地位的提升作用，实要远大于其他书作。换言之，晚岁邓石如所能获得的最优书写机会，大抵即为县级学宫的碑刻书丹、篆额而已，以此评估该历史区间中的邓氏其人，至多是一位有着一定影响的“地区性名家”——尚能在彼时的书法场域与社会空间中觅得一席之地，但不处于中心位置，更没能获得广泛的赞助与认同，遂成“未竟之业”。
图2 邓石如 《泾县学宫礼器碑》拓片 1805
一、邓传密的收集行为
从职业书法、篆刻家身份的角度考察，邓石如虽然主要以鬻书、印谋食自给，但因赞助人与社会接受度有限，其一生书作，大都售卖或赠与地位相近的地方士绅、乡邦文人、僧人等社会中下层人士，极少能成为当世收藏家或精英文人的藏品。庞大的中下层人士，亦注定不能都以“披沙拣金”的眼光鉴赏乃至爱重一介布衣的书迹。这导致在邓石如逝世后，倘欲对其艺术成就予以楬橥与宣介，首先要收集四散之作，保有其间的“真精之品”，以重建成就一位艺术家历史地位的“物质基础”。邓石如的友朋、门徒中颇有收集者，然大都受制于历时短暂、交游不广等境况，难有大规模的积累。在此方面助益最多的是邓石如的幼子邓传密（1795—1870）。
邓传密，初名尚玺，后更名传密，字守之。邓石如去世时，邓传密年仅十岁，此后跟随邓石如友人、著名学者李兆洛（1769—1841）求学，李氏曾云：
予于安庆见令子尚玺于天花禅院，年才十有八，闭门读书，神致清素，叩其所业，皆扶疏可观。世学之美，将于是乎？[9]
由现存二人的通信可知，其情义之笃厚，实不逊于父子[10]。连“守之”之字，亦由李氏取立[11]。这使得邓传密走上与乃父几乎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有别于邓石如早年的“不肆力于学”[12]，邓传密虽亦未取得任何科举功名，但却曾治举业甚力，特别是跟从精于舆地学、文学的李兆洛问学，得以接受了系统的文化教育。李氏学名、文名皆盛，交游广泛，邓传密因以结识了彼时的众多一流学者。晚岁更以学林耆宿的身份，任湖南四大书院之一石鼓书院的山长[13]，声名益广。
邓传密的相关收集，大抵包括三个方面：一、搜集邓石如的书法、篆刻作品，此为收集的核心；二、向地位较高或文名较盛的师长友朋赠送邓石如的若干文献材料，以索求其为之写作的传记或墓志铭，偶以邓石如的作品（包括复制品）为酬报；三、以邓石如的作品或其他相关书画作品为载体，邀请诸名公硕望为之题跋吟咏，汇集各类题跋乃至诗文篇章。从时间顺序而言，第一方面是邓传密着手最早且贯穿一生者，乃后二者得以成立的基础。第二、三方面略晚，其收集对象改为他人撰写的文字。下文分而论之。
邓传密对乃父作品的系统搜集，较有可能是在拜师李兆洛之后由后者启蒙[14]。邓石如逝世之时，邓传密年齿尚幼，继而在怀宁乡间读书，见闻亦不能广博，故其虽在幼时便应知晓乃父长于挥毫、奏刀，但真正形成深刻理解，仍需要一定过程。其自青年时代开始的对乃父遗作的搜集，起初具有鲜明的“私人”性质。毕竟，此时的江南一带尚不重视邓石如其人其书，邓传密在搜集之际，究竟会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保护艺术杰作”的观念，需谨慎界定（其晚岁或有所改变），此处更宜视之为基于孝道的家族行为。对其而言，邓石如作品首先是先父遗泽，其次才是艺术品。如此则可以理解邓传密在搜集过程中异于他人的真挚情感，以及不计成本的巨大投入。他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为王尔度《古梅阁仿完白山人印剩》所作题识云：
右《叙》文乃养一夫子（李兆洛——引者注）官寿春时所作，大约在壬申、癸酉之间。未几，居忧至皖省，请咨回籍，始于云山上人处见先君子印册。时传密亦寄食上人院中，遂挈之从游。一日，于故纸中得此稿，示密曰：“尔先人作印实能绍秦、汉绝学，所言颇与之合耳，尔可收存之。”嗟乎！言犹在耳，泰山已颓。小子无似，既忝所生，重负师德，恨未能阐扬遗绪，以质后来。[15]
王尔度舅氏陈式金（字以和）藏有邓石如印作17枚（多为印蜕）[16]及其他相关材料极多，邓传密在获得其馈赠后，覆札云：
以和仁兄大雅足下，夏间章云健来汉，奉到手书，并先印一方、《印存》一册、石刻先人《寄鹤书》及小像四本，拜领之下，感激涕零！先人奋起严寒，强学励行，以书名世。自养一先师有石刻四体书，浙江有大篆《阴符经》、小篆《家人卦》、隶古《四箴》木刻。此外，虽珍藏之家不乏，而能不惜重赀，搜剔幽隐，表彰绝业，孳孳不倦如足下者，实无其人。恨不肖学陋行窳，堕弃先绪，榆阴已晚，犹不能晏然箪瓢，佣耕陇畮，腼颜逐热，受侮于时。既忝所生，负惭良友，睹兹重贶，痛何如哉！[17]
邓传密的经济条件固然十分拮据，无法“不惜重赀”地搜求，但亦无愧于“搜剔幽隐”“孳孳不倦”之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邓传密已可谓尽其所能。若杨沂孙云：
丙午秋，山民肖子守之来虞，过从累月，观其作书，悉其旨趣，知宗风之不堕矣。守之见山人遗迹，欲奉以归。余曰：“此孝思也，能不割爱相奉耶？”[18]
又，张约轩在《东园还印图》的题记中，记叙了邓传密求索其所藏邓石如刊“新篁补旧林”印（图3）的经过：
余时习举业，侧闻绪论，莫之能辨。越十年之官楚北，于鄂城旧肆中得一青田石印，文曰“新篁补旧竹（应为‘林’——引者注）”。旁署款曰：“癸卯秋末，客京口，梅甫先生属作刻印数事，时潮声、涛声、雨声、欸乃声与奏刀声相奔逐于江楼。斯数声者，欧阳子《秋声赋》中无之，补于此石云。古浣子邓某。”盖去余得时已五十三载矣。什袭珍藏，秘不示人。又十年，哲嗣守之来虞，闻之索观，余不敢秘。守之一见惊异，以为所见遗迹未有如此石之完善者。且读款文，如睹先生昔时旅馆。况迩手泽犹存，情难自已，竟率令子解长跪于东园古桂下，必得此印而后起。嗟乎！余嗜古有癖，至此而尚敢泥古耶？即再拜以归守之。夫物之遇合有时，使守之来虞，而不与余遇，不得见此石，守之乌得而知之，乌得而见之？此岂天意欲归守之耶？抑山人灵爽式凭假手于余以待守之耶？[19]
此二则文献所载的事迹略同，而张约轩所言者，尤令人动容。可知“宗风之不堕”，实有赖于邓传密等邓氏后人的继踵承传，如此方有诸多名公硕望的推重，以成就颇成规模的传世邓氏遗作[20]。
图3 邓石如 “新篁补旧林”印 1783
邀约文人学士为邓石如作墓志铭，邓传密亦付出了许多努力。彼时的名公硕望大都不能真正了解邓石如其人其书，邓传密的请索遂多未能如愿，故而最终仍请乃师李兆洛撰写了《邓君墓志铭》（图4）[21]。不过，这仍直接促进了诸人的相关认识。陈用光（1768—1835）覆邓传密札云：
弟自三月到京后，目下供职如常……尊先甫传志，即当撰就一文，并大著《行状》，秋后奉缴。或寄浙中，或寄金陵，或存星伯处，彼时再定也。[22]
据札末“闰六月初”一语，在邓传密生于1795年而陈用光卒于1835年的时间范围内，出现“闰六月”的年份为嘉庆二年、嘉庆十年、嘉庆二十一年与道光十五年[23]，而邓传密至十八岁（1813）方走出怀宁，故此札作于道光十五年无疑。邓、陈二人交往颇深，陈氏彼时任礼部左侍郎，自是合适的撰文者，或因其卒于是年八月[24]，此事竟未能成。
图4 李兆洛 《邓君墓志铭》纸本 安徽博物院藏
曾数度来华任燕行使的朝鲜著名学者金鲁敬（1766—1837）与邓传密在京相识，并结为好友，后者馈赠礼物以及邓石如的书法、资料若干，希望由金氏执笔撰写乃父墓志铭。道光三年，金鲁敬覆邓传密札云：
守之足下，不佞与足下相距几万里，生老非一域，如萍叶忽泊，偶然相值，然自聆尊先生高风峻节，见足下如饮醇醪。仆亦不自知其何心。昨既别矣，行将发矣，将谓千古，竟此一别。岂料情契不忘，更此尺幅耑存，兼蒙先先生墓文之赠，双手拜擎，如得尺璧，先以驷马。仆僻处海外，白首无闻，惟慕义好古，凡遇千古来不遇畸士，辄目张发竖，泪潸潸欲下。自见足下以来，斗血每欲如沸。虽东归之后，定不可一日忘足下也。足下学有渊源，质又恬雅，一见可知，其一定成就，大昌门户之光，向后事惟在足下勉与不勉耳。临别赠言，古人之义也。仆虽不敏，窃附于古人，惟足下谅之。文字之托，谨当于归后忘拙构出，以附年贡之便耳。[25]
由于中、朝地理悬隔，邓传密对金鲁敬的请托，亦未能实现。但其不遗余力地向交游范围中的地位较高、声名较盛者邀约作文，则是毋庸置疑的。
与上述两方面同等重要的是，邓传密经常持有邓石如的书作或与之相关的画作，请他人题跋（或直接请求，或托友人代求），故宫博物院藏《石交图》（图5）后的累累题跋，即由其一点一滴聚集而成。其间细节，若邓传密曾专门委托杨沂孙致函冯志沂（1814—1867），请其为《石交图》作跋：
近日偶至郡中，适遇邓完白先生之似守之，盘桓数日，出示其先人《石交图》，有伯言先生祖象。其卷名篇络绎，古情满幅，因思先生素重完白之书，又与梅氏有旧。守之读书好古，称其家风，固部民中之耆旧也。久仰盛德鸿词，欲一亲丰范，并求题识，以为先人光宠。未敢造次，特介羽言，来诣崇阶，知先生爱士情深，必可破例赐题，▢其微忱也。守之箧中有《陈寄鹤书》石刻，沂孙曾为书后，属其呈览，藉可悉沂孙与守之相从始末。[26]
今见《石交图》后并无冯氏的题跋，愈加反映邓传密征集的艰辛——并非所有请托都获得了预期结果。据此可知，倘仅以《石交图》这一具体的对象而言，邓传密耗费精力之巨大，亦诚是不难想见的。
图5 石交图 轴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回顾邓传密的三方面收集，第一方面紧紧围绕乃父遗作，算是单向（有来无往）的流动，第二、三方面皆在收集他人撰文的同时，亦向其告知了邓石如的人生事迹与艺术造诣，乃是兼有往复的双向流动。客观而言，在邀约他人撰写先人墓文或为书画作跋时，选择那些地位较高的达官显贵或文人学士，本是人之常情，但先人（即邓石如）的地位愈高、声名愈盛，邀约便应愈容易。邓传密收集得艰辛，恰与社会对邓石如的接受程度较低密不可分。不过，考虑到任何收集都要建立在交游广泛且善于交际的基础上，故而邓传密的行为虽属私人，但牵涉与影响却是广泛的。在学术、艺术乃至社会、政治风气渐趋转变的晚清时期，其收集与交游产生了重要作用。
二、湘淮政治精英的历史性介入
通览邓石如的人生经历与交游范围，一生以皖南地区（以徽州为中心）、苏南地区（以扬州为中心）为发展重心，交际圈中虽有毕沅这样的封疆大吏，但交谊最深的友朋、赞助人仍以中下层文人、乡绅为多。邓石如遭受的穷困、不遇恰能说明，仅凭如此层次的交游，不可能在江南地区催生重视其人其书的“社会共识”。故而大都身处皖、苏之外的湘淮政治精英的强势介入，确实在引领风气、扩大影响上起到了推动作用。
湘淮诸公的介入之所以会出现，同晚清时期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瓦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出现、内忧外患并起的时势特别是地方政治势力获得空前发展的崭新社会格局[27]有关。当此新陈代谢之际，既有的学术、艺术传统的约束大为减轻，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的边界逐渐模糊以至反转[28]，文艺诸领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而作为新兴政治势力代表的湘淮精英的文化观念，自然与乾嘉之前者有别。在此情形下，邓石如的非主流色彩不复成为问题，不泥于古、自出新意、适时变法似亦成为新时期语境[29]中的一项优长。邓传密的成功交游，则为新兴地方政治势力与非主流艺术家的接触，创造了重要的契机。
邓传密在拜师、科举后，逐渐扩大了交游范围。直至与彼时最为杰出的一辈湘淮政治精英相往还，而尤以湘人为多。民国五年（1916）刊《怀宁县志》概述其交游规模：
传密生十一岁而孤，卒能绍述先业而昌大之。初受知武进李兆洛，洁（应为“挈”——引者注）游浙、粤，教育如子弟然。新城陈用光、仁和龚自珍、何绍基、邵阳魏源、泾包世臣皆引重与交。传密籍是搜访其父遗墨，寿金石。咸丰间，转徙江湘十余年，历主濂溪、湘乡石鼓书院，名益起……当时巨公如胡文忠、曾勇毅、彭刚直，无不重其学，怜其遇，经纪其家。而左文襄以大、少（应为“小”——引者注）篆自重，平生私淑其父，与传密周旋尤至云。[30]
在如此广泛且成功的交游活动中，邓传密对乃父遗作的搜集、推介与宣扬，一方面是自身笃于孝道的体现（在彼时应是最为人看重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又将邓石如生时欲为而不能为的工作——向诸多名公硕望宣介其作品与事迹，并取得后者的认可与爱重——落到实处[31]。从后者的角度看，接受礼赠、聆听宣介乃至撰写题跋文字，最初虽是与邓传密往来的具体表现，但客观上亦介入到对邓石如的了解与评骘过程中。存世信札每每能反映邓传密如何在长久岁月中极力发扬先人遗泽，其间由“私”而“公”的影响轨迹，亦正是湘淮诸公被关联其中的内在路径。曾国藩便数度收到邓传密赠送的邓石如书法（既有原迹，亦有拓本），其在同治元年（1862）十月二十九日覆邓传密札：
寄来尊公法书拓本，深荷嘉贶！[32]
又，前注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覆邓传密札：
张皋文先生篆刻两联、尊大人法书二种领到，谢谢！[33]
二札虽仅是相关文献中的一小部分，但反映出邓传密的赠送已颇成规模。曾国藩在谈及对后者的一般性认识时，亦反映出其对邓石如成就的认知程度，诚是兼及往复的表现。曾氏于咸丰九年（1859）十二月初十日致庄受祺（1810—1866）札中云：
守之见寄篆屏数幅，不愧完白先生家风。明岁如得会晤，当加礼敬，以答雅属。[34]
“会晤”的具体情况，见咸丰十年三月三日《日记》：
请邓守之吃早饭，谈甚久。邓略通小学，盖其父完白先生与其师李申耆先生皆当代名宿，故濡染较深也。[35]
此外还可申说的是，在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的最后阶段，曾国藩的行辕于咸丰十一年八月移驻安徽安庆[36]，此后他与邓传密往来密切[37]，前引曾氏二札的时间即是明证。传世的与邓石如相关的书画常有曾国藩、左宗棠[38]一辈人物的题跋、引首（图6），亦是相当直观的证明。毕竟，以曾国藩诸人的功业之盛、位秩之隆、声名之重，其所作的一帧引首、一则题诗，都不啻蕴含着巨大文化资本的认定。倘是颇为正式的推介与褒扬，其效果甚至是乾嘉之际的毕沅等人亦难以望其项背的[39]。此间的生动细节，苏州寒山寺碑廊中邓石如《“处事传家”隶书五言联》（图7）的上联两侧，镌有曾国藩题跋云：
完白先生法书自张皋闻、李申耆诸老表章后，海内翕然宗之。友人见诒此联，尤为奇古，因求先生嗣君守之钩摹刊刻，以公同好。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藩识。
图6 罗聘 邓石如登岱图 纸本墨笔 83.5×51.1cm 故宫博物院藏
图7 邓石如 《“处事传家”隶书五言联》拓片 苏州寒山寺
吴云（1811—1883）纂《焦山志》中的记载，更可谓别开生面：
海日夜色，云帆中流。完白山人邓石如篆。
同治四年三月之杪，余与客同游焦山，怀宁邓传密守之与焉。其尊甫完白先生所书“海日夜色，云帆中流”八字，芥航和尚出以示余，因属守之钩摹，刻石寺壁，与《瘗鹤铭》并寿于世。湘乡曾国藩识。[40]
曾国藩乐于将邓石如的书作刊刻分享，更将之同大名鼎鼎的焦山《瘗鹤铭》相提并举，可知曾氏这类“镂于金石”的提议，实际上包含了对邓石如书法成就的高度认可。
更甚者，曾国藩不止一次明确地将邓石如的书法作为自己师法的对象，他在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三日《日记》中写道：
思作书之法，古人师欧、李、柳、黄，今人师邓、郑、刘、王。[41]
又，当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记》：
偶思作字之法，亦有所谓阳德之美、阴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为阳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觩，曰勒，曰努。为阴德之美者四端：曰骩，曰偃，曰绵，曰远。兼此八者，庶几其为成体之书。在我者，以八德自勖，又于古人中择八家以为法，曰：欧、虞、李、黄、邓、刘、郑、王。[42]
曾国藩对于八家的选择、次序的排列，虽然略有区别[43]，但都明确将邓石如置于古今第一流书家的行列，且言之凿凿地以之为范本、楷模。曾国藩还将邓书作为范本推荐给家人，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致曾纪泽札云：
邓石如先生所写篆字《西铭》《弟子职》之类，永州杨太守新刻一套，尔可求郭意诚姻叔拓一二分，俾家中写篆者有所摹仿。[44]
李兆洛撰文、何绍基书写的《邓君墓志铭》册（图8）即由曾国藩篆额[45]，乃是典型的邓石如风格。从常理可知，曾国藩的这类自陈对家人[46]、周边士人乃至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都自然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图8 曾国藩 《邓君墓志铭》篆额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邓传密于同治九年请曾国藩为其家谱作序，当即获得应允，随即逝于该年冬季，未能亲睹曾氏于次年撰就的序文。虽然如此，曾氏仍在政事倥偬之际拨冗撰写，可见二人交谊之深厚。该序对邓氏家族极为重要，且向未见载传世的各类曾氏诗文集，遂迻录全文：
怀宁邓氏者，邑之望族也。其始祖迁自鄱阳，讳曰君瑞，今传已廿余世矣。完白山人即君瑞公十三世孙，以书法名天下久。余生晚，不得见先生，而与先生之哲嗣传密交最契。今余膺简命来镇两江，传密岁必来余署。同治庚午秋，传密谓余曰，余族将修谱牒，乞余为序。余曰：唯。传密归后，竟以冬初逝，而传密侄孙崐以传密尝求序于余，因寄其所修家谱来索余序。余已应传密请，虽不敏此，其可辞乎？且予阅邓氏之谱，其支蕃衍，其纪明晰。历代源流，朱文公旧《叙》已载之详，不复赘言。特溯谱之仿自欧、苏也，固为良册，而邓氏之谱，其法则尤为最善云。观此之为邓氏，不独为怀邑之望族，其族人且皆为怀邑之选士也。子孙如此，知其祖宗之德厚矣。使后世子孙更继其志而昌大之，则邓氏之永兴，诚非区区之所可限量者也。《诗》云：“彼其之子，硕大且笃。”邓氏其庶几乎？政事纷烦，不能细述。爰书一纸于右以归之，非敢谓光邓氏之家谱，藉以为邓氏子孙勖耳。时同治十年岁在重光协洽孟阳穀旦，湘乡曾国藩涤生拜撰。[47]
就序文本身而言，曾国藩大抵只言及对邓石如的钦慕、同邓传密的交谊与对邓氏家族及其谱牒的惯常恭维而已，属典型的应酬文字，而非文辞精妙、“义理”纯然的佳构。但此序的意义在于，作为湘淮政治精英卓越代表且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以序文正式确认了其与邓氏父子的关系，这对于深处怀宁乡间且罕出达官显贵的邓氏家族而言，其意义之大不言而喻。
通览相关文献可知，除曾国藩外，彼时的湘淮政治精英多与邓传密互有往来，由邓传密等邓氏后人汇集诸多题跋而成的煌煌《石交图》卷（图5），即是最为重要的例证。此图只为尺寸极小的一帧，上绘梅镠（执杖者）与邓石如（戴笠者）立于梅府“寄圃”之旁，颇具象征意义的双鹤亦在邓氏身边。图上既无绘者的款识、印章，绘画水平亦难称高明。结合卷上的累累题跋可知，此图仅是作为邀约诸公题跋的媒介而已。在邀约次序上，亦体现出邓传密的精心“策略”——首先持此图置于曾国藩处，请他为之取名、题写引首（图9）：
图9 曾国藩 《石交图》引首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石交图
邓完白先生故字石如，晚岁始以字行，与上元梅石居先生为至交，两君皆有高风介节，如古石隐者流，而名字适合，因目此图曰《石交图》云。同治四年四月曾国藩书于金陵使署。
以曾氏威望之高，其门生故吏虽亦多在后来登高位、享大名，然有其手笔在前，邀约诸人题跋的难度便大为降低。因而邓传密的此一策略，反映出其对晚清政坛的人事情态是颇为熟稔的，这亦在侧面表露出其与诸人交往的深入程度。《石交图》后题跋、观款累累，笔者据自右而左的位置次序，列诸人姓名于下，并将其自注的年份附后：杨翰、梅曾亮、庄受祺（1865）、李瀚章（1866）、李鸿章（1866）、李鸿裔、何绍基（1866）、刘达善（1866）、何璟（1866）、吴坤修（1866）、左宗棠（1867）、盛康、潘遵祁（1867）、郭柏荫（1868）、杜文澜、应宝时（1868）、张裕钊、吴敏树（1868）、陈濬、彭玉麐（1868）、齐学裘（1868）、沈曾植（1910）、陈三立（1935）、陈彝（1889）、王国维。从时代分布而言，沈曾植之前者应当都由邓传密邀约题跋（以时序排列）。令人惊异的是，众多在晚清政治史、文化史上赫赫扬名的名公硕望都名列其间，邓传密的邀约策略之高明、交际能力之高超，于此毕见。考察卷后的题跋文字，多为宏篇巨制，则诸人的态度亦端谨认真，李鸿章的五言长诗（图10）便是典型一例：
图10 李鸿章 《石交图》跋 1866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庞公隐鹿门，德操乃心契。蒋生开林堂，惟许羊求至。古来石隐友，投合在遐寄。矫矫邓先生，墨妙追古诣。书名动海内，寂莫澹荣利。戢影深山中，微尚罕与缔。恂恂石居叟，竹柏雅同志。时日相游偕，白雪照襟袂。翩如双鹤影，老去恋弥挚。图貌临秋风，百岁想高致。丛花傍幽室，静蒨亦有意。感彼竹溪俦，追欢及清谧。芳徽不可作，交道古谁继。赖有陈元方，清芬诵无替。同治丙寅初夏，守之兄以尊甫完白先生遗景属题，勉缀五古一章奉正，合肥李鸿章。
此诗虽亦属应酬之作，但考虑到时任两江总督诸职的李鸿章的社会地位、繁忙程度[48]，以如此规模的诗篇相赠，且在诗中对邓石如颇多称诩，亦诚是不能等闲视之的。
从此卷生成的角度看，画卷本身在曾国藩题写引首之后，短短数年之内，众多题跋迅速累积，这使得任何题跋者在执笔之际都会面临前部由曾国藩发端的定论。不论是出于对曾氏的敬重，还是出于人情应酬的方式，都会使他们延续、重复这一定论。相关题跋的累积，本质上虽然更应被视作对曾国藩等人意见的护持，但客观上亦可被解读为诸公对邓石如人生与艺术的“反复认定”，作为物质载体的《石交图》反映出晚清政治、文化精英对邓石如的整体性认同。显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淮政治精英在同邓传密交往中，经历了接受馈赠、聆听宣介、撰写题跋、临摹仿效、宣扬推广乃至增进群体认同等一系列阶段。除去不可免却的人情客套，我们仍能感受到曾氏等人对邓氏父子的礼遇中，应包含了一定的审美和价值倾向。这将邓传密的私人收集、宣介，转化为新兴政治群体内的一些普遍共识。当然，诸公的态度、立场未必都与曾国藩相同，即便曾氏本人亦不会将邓传密视为可以商讨军政要务的核心幕僚，但诸公广罗人才，曾氏又尤为热衷文艺[49]，则是毋庸置疑的。诚如瞿兑之所言：
道咸以后，曾、胡崛起。然后将相开府，广罗才俊，一艺之长，咸得自献，高者扬于王庭，下者亦修其职事。人才之盛，骎骎与唐中叶以后相衡，此真世变之一大关键也。[50]
曾氏等人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际的特殊历史阶段，在事功鼎盛的同时做或深或浅的宣扬推介，成为培育新的“社会共识”的催化剂。从这一角度而言，邓传密完成了乃父的“未竟之业”。
三、“社会共识”的形成：以作品价格与复制品传播为中心
囿于原始材料的数量、形态，笔者无法直陈晚清时期接受邓石如其人其书的“社会共识”的所有细节，但基于艺术品的特性，我们仍能通过考察其价格的变动、各式媒材复制品的传播，来推测其间的关键信息：前者能够反映邓书的市场接受、流通情况，后者可以表露无力购买原作但有欣赏、临摹与装潢意愿的群体应具何等的规模。毫无疑问，在湘淮政治精英的历史性介入之下，邓传密的收集所得与宣介规模皆被显著放大，遂使更多人士知晓甚或认同邓石如其人其书。由此引发作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大抵以同治三年的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为节点[51]。这方面，杨沂孙在为邓石如《“不速无私”隶书七言联》（图11）所作的题跋中详述了其间原委，是了解其作品在清代中晚期社会接受程度与价格变化的关键性记载：
图11 邓石如 “不速无私”隶书七言联（附杨沂孙1865年跋） 纸本 故宫博物院藏
余年二十，知好邓山民书，盖于毗陵先辈习闻绪论。又私喜习篆，故知之独早，其时吾苏人无称之者。道光丙午，山民之子守之来虞，益得见其墨迹，而识篆、隶之门径。及官新安，得山民书近八十轴，四体俱备。盖山民之书，成于歙之金殿撰家，居歙最久，故其书特多。而歙人至今自重其乡之巴慰祖、胡长庚书，不知重山民书，故余购之直甚廉。比回籍兵阻，仍寄之歙西槐塘程伯岐家。庚申八月之变，尽失之矣。迨寇平，湘楚巨公咸爱山民书，声价蓬然起，至以百金易山民一轴书，计余所失者，直奚啻数万金耶？山民之书，初识之者为毗陵张皋文先生，嗣则李申耆、吴山子、包慎伯诸公，推奖甚至。曾入都，诸城刘相国极爱之，而翁覃溪学士故相轧。余初知山民，以吾邑翁竹君，后益服膺，恒思多聚山民各体书。及官新安，果如夙愿，然不久而尽失之。意常忽忽，以为大憾！私论山民当为本朝第一，惟刘文清可颉颃，而篆、隶两体，刘皆无之，又在布衣，故为独绝也。余虽失山民书，其书之精神、体态常在心目，故其真赝可一望而得，盖迹去而神留也。秋丞信余之知山民，俾视此幅，余固一望而知其真山民书也，故书其旁以实之。[52]
所言至为显豁。其中“迨寇平”，即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此后“声价蓬然起，至以百金易山民一轴书”，即邓石如书作价格大幅上涨的确证。考虑到邓书款识中颇有扬州、南京、镇江、常州等地的信息，但“其时吾苏人无称之者”，加之歙人（此指徽州地区士人）“不知重山民书”，愈可知邓石如一生居住、行旅最久的两地——扬州与徽州，皆未能独立发展出欣赏、收藏其作品的“社会共识”[53]。因而其留存于两地的作品数量虽理应不少，但价格极为低廉。在此情况下，身处扬、徽之外的“湘楚巨公”的强力介入，显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然，从曾国藩在彼时彼处的境地而言，之所以推举邓石如这样的书家，除了前文提及的自身热衷文艺、幕府广罗人才与对幕府中的邓传密及其体现出的孝道表示尊重等基本因素之外，更重要的考虑恐怕还包括：一、对行辕所在地的知名乡贤予以必要的推重；二、经营并树立右文尚德、礼贤下士的社会形象（与毕沅等略同）；三、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际，力所能及地恢复江南地区的文脉与文化氛围[54]。邓石如的艺术实践所具有的重新开掘秦汉以降金石铭刻资源、有意回避时风的特点，与其后人、门徒、友朋所宣介的不慕荣利、脾性耿介、交游广泛的生平逸闻，恐怕都会对诸公产生一定影响。结果便是，本作为“地区性名家”的邓石如逐渐跻身清代第一流书家的行列，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即是邓石如书作价格的飙升与伪劣之作的涌现。
赵之谦在致陈宝善（1821—1889）札中，除了将邓石如与乾隆时代的书法大家刘墉相提并论，还言明其作品的价格在京城亦骇人听闻：
石庵单款对，都中猝觅不得。即双款者，亦极难遇。否则皆赝鼎。完白则百无一真，且其价直骇人听闻。伪者，弟皆不肯买；真者，亦无力得之。顷以旧玉与友人易得一对，恰好新装裱，将来即以奉赠，无须酬值矣。[55]
赵氏所言不虚，相应市场价格见于稍晚的刘鹗《日记》中，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初二日记载：
午前论古斋来，议定阎立本、周文矩两幅，二百廿金。邓顽伯篆书屏四幅，一百廿金。此老笔力坚实，真不可及也。[56]
其价格直可比于唐、五代的绘画大师（姑不论是否为真迹）。而在邓石如的故乡皖南地区，似乎更是如此。此前莫友芝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记》中载：
皖人多耳食重邓完白书，至于一字一金，亦宋玉东邻之美耳。[57]
如此高昂的售价，恐怕邓石如生时无论如何亦无法预料。许多文人士大夫在得到其所书的真精之品后，往往喜形于色，沈树镛（1832—1873）在致魏锡曾（？—1881）札中云：
今年所得甚少，皆零星小品也。惟邓完白真迹真书、隶、篆，各得至精之品，可以雄视一切矣。[58]
透过“雄视一切”这般的语辞可知，至少在沈树镛一辈人物的眼中，邓石如的作品已是值得宝贵且为文人士大夫爱重的古迹了。在此情况下，原作的各类复制品亦应时而出，除了频见于上引文献中的赝品之外，大量的钩本、刻本亦被好事者制作，尤其参考其在晚清以降艺术、图书市场上的广泛流播[59]，可知这为数众多的复制品，因有“礼品”乃至“商品”的属性，自然对应着相当的受众。即如赵之谦在致孙憙札中所言：
去岁在归安沈受恬家，得见完白山人篆、隶大幅。计十二幅。怂恿钩摹别本以广其传。顷刻工毕而待拓，未知南中有欲得者否？每十二幅工价三金。倘知好中愿出资者，即烦约取，以便备彼毡蜡，至祷至祷！[60]
据此可知，购买者的因素在一开始便被纳入到拓本的制作规划中，而“钩摹别本”与镌刻得以成行，显然与对“广其传”的可行性评估密不可分。综合考虑“篆、隶大幅”的尺寸与规模，及由此带来的成本等问题，似可断言：“每十二幅工价三金”（即三两白银）的价格，其实不算高昂。但倘比较邓石如生前创作多件书法或篆刻作品仅获得几两白银的“润笔”（还不算若干赠送之作）[61]，则这拓本的“三金”价格，实在不能与前者同日而语。至于原作，特别是质量较优、尺幅巨大者，价格涨势一日千里，更毋庸赘说了。
除此之外，各类邓石如书作的刻本，如在晚清时期颇为通行的《弟子职》、《陈寄鹤书》以及各类对联、条屏、条幅等，亦在多数情况下与邓传密等人有关（虽然未必皆出其收藏，或皆由其镌刻）。因邓石如生时并未享得大名，作书、治印虽多，但真正为人爱重、递藏的比例却并不可观，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等带来的巨大影响，在晚清社会上流通的邓石如书作真迹，实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即使邓氏后人、友朋、门生存有分赠、共享的意愿，真迹数量毕竟有限，所以不论是从赠书者还是从受书者的角度来考察，各类可以通过印刷、捶拓化身千万的钩本、刻本等复制品，似乎才是可以满足各方愈来愈多需求的最优媒材。其间微妙之处，包世臣在致邓传密札中道破天机：
到皖得馆后，稍有余赀，可将尊公各体书钩本付之梓氏而亲监之。必能先泽永存，嘉惠后世于无穷。且可得十数卷，遇有力销售，亦谋生之一道也。足下涉世已深，甘苦备见，当知仆言为不谬也。[62]
包世臣侃侃而言的“不谬”见解，实际上既考虑到彼时的“社会共识”对邓石如书作的接受程度，亦顾及邓传密在传播复制品过程中可能的金钱收入，以及分赠友朋知好、广播先人遗泽的可行性，真可谓一举多得。而包氏所言亦为我们考察相关复制品的生成，提供了真切、务实的视角。
事实上，正如前注邓传密跋《弟子职》所言，在其早年，其师李兆洛及相关友人便已然参与到复制、传播邓石如书作的活动中，这与包世臣所言一道，成为邓传密接受的重要教育与引导。李兆洛致邓传密札云：
彦闻（方履篯——引者注）为尊人作《墓表》，又作《隶书赞》四十余首，文甚美，字多，故不及写寄。竹吾在河南，已将所有双钩本次第入石，属彦闻董其事，真盛举也！然非三四年，恐不能竣事。《读书乐》及行书幅，竹吾假之以刻楠木屏，配篆、隶二种耳。刻过即可收回，然仆意即欲以贻之，足下必须之，则将仆家中所有者，检数种相抵亦可，勿睊睊也。[63]
在邓传密青年时期，制作乃父书作的各类复制品的动机比较私人化——大抵为保存原作形貌、珍护家族遗产。这些钩本、拓本的制作成本较高，“镂于金石”的传统亦使其态度极为郑重，受社会接受度所限，这些复制品缺少广泛传播与转化的机缘。但在“社会共识”发生变化之后，收藏者、临摹者与一般欣赏者的需求扩大，不独使复制品的流通数量激增，金、石、木等多种媒材亦共同介入到复制过程中。此时复制品的制作即明显融入了对人情酬应、市场买卖的考虑，所以如《弟子职》《陈寄鹤书》《西铭》等尺幅巨大、品相完好、字数众多的拓印纸本应时而出，其“礼品”“商品”属性逐渐压倒了原有的私人化“副本”属性，并转化为相关者的社交资本与经济利益。邓传密中年之后，复制品之为社交活动中的重要资本，成为频见的情形。在邓传密友人的来函中，往往可见向其索取或借阅邓石如作品（主要是拓片）的内容，甚或在一定程度上，借、赠乃父作品是邓传密社交活动中的重心。凌志珪致邓传密札：
尊大人宝墨刊成计有几种？可致意仲翁，每种见惠一两付，正书更便临摹，尤以全寄为妙。感恩不朽矣！[64]
又，庄受祺致邓传密札：
弟回益后，忽发书分、篆之想，一月间书纸数帙，居然得有门径，惟分书尚有二三种，汉隶、篆书竟无一字可临。惟有老伯大人之《西铭》《忠宣墓诗》，日事揣摹，极想得汉碑头及李少温《城隍庙》《三坟》等三五种。细思惟先生处多有藏蓄，请择数种缄固，寄至沙市，交申甫转寄，无有不达。又老伯之篆书石榻，除所有外，另觅数种见借，如有墨迹更妙，不必分书，以三月为期，必当奉还。弟素不损失人物，早见信于先生也。[65]
诸人向邓传密请索的邓石如作品，基本是拓本。这类请索大抵反映出彼时的许多文人士大夫对邓石如其人其书的认可程度。二札皆明确表露出把请索而来的邓书拓片作为临摹范本的意图，这尤说明，至少在彼时人的判断中，邓石如的手笔已然成为古今篆、隶书范本中的当然之选。至于在种种现代影印技术介入到艺术品传播的历史新阶段，邓石如的作品凭借字帖、印谱、图录与著作插图等形式，获得空前广泛的流播，则更毋庸赘言了。
概言之，作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各式媒材复制品的生成与流播，既是晚清时期“社会共识”的直截反映，亦反过来强化了该“共识”中邓石如的“典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者亦分别对应着社会上的两类群体。盖凡有力购置邓氏真迹特别是“真精之品”者，几无例外是有着雄厚资财的收藏家或达官显贵；而热衷于搜求复制品者，又主要对应着更为广大的中下层人士。将这两者合而论之，其实便是彼时社会情态的整体写照。在此意义上，邓石如的“典范”地位已经获得了相当的公认。
余论
邓石如生时备极蹉跎，但逝世后不足百年，便由地区性名家跻身艺术大家之林，此间“社会共识”的改易、审美趣味的变迁，皆可见于邓氏生前身后名的消长起伏，亦为晚清艺术史的重要篇章。不过，倘放眼整个艺术史，生前冷落、身后彰显者代不乏人，邓石如自然不是孤例。因而本文所涉个案的艺术史意义，绝不限于说明邓传密一贯的收集、成功的交游及由此带来的湘淮政治精英的历史性介入，使邓石如的“未竟之业”得以实现这一历史过程。而是据此做进一步探究：在人生经历、教育背景、艺术实践、谋生方式等各个方面皆有别于同时乃至此前绝大多数艺术家，将本作为“文人之艺”的书法、篆刻艺术转化为职业手段，并取得巨大成就者若邓石如，从彼时的“传统”之外走进后世的“传统”之内，究竟需要具备哪些因素，经由何种途径。
毋庸讳言，“典范”的树立、“传统”的形成、“谱系”的构建乃至艺术史叙事的书写，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成就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需要具备生前、身后的许多因素。生前造诣卓绝、影响广泛者，未必能为后世所接受。盖其人身后，作品的存世情况，相关文献资料的流播范围，欣赏者、收藏者乃至临摹者的社会地位、规模等，都会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这不会被某些个体特别是艺术家本人的意志所左右。倘遭逢更为有利、开明的历史条件，则上述数端的作用会被显著放大。邓石如的幸运之处在于，他的艺术实践精准地昭示了即将获得空前发展的“碑学”潮流，成为后来者的楷模。而孝子贤孙的收集、宣介、传承，新兴地方政治势力的接受、认同，又在晚清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考虑到邓石如的生时遭遇与非主流艺术家的定位，其进入“传统”、成为“典范”的过程中，对身后诸因素的依赖程度，实要远高于作为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刘墉、王文治等人。故而晚清时期邓石如书史地位的建构过程，其实亦可视为中国书法史上此类出身低微、文化薄弱、难容于世，但又有着极高造诣、历史前瞻性的职业艺术家，进入后世主流历史叙事的一种典型路径。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邓石如成为“碑学”兴起以降书法史叙事中的“典范”，无异于是对既有“帖学”主导的传统的改造与重塑。在此之后，不独邓石如的艺术风格被人仿效，其职业属性、教育程度、谋生方式亦逐渐摆脱了曾经的种种非议，从而一同具有了某种“典范”效用，广为后世了解甚至认同。无怪乎在邓石如的“身后名”愈发广播的晚清以降，全方位类同于邓氏其人的职业书法、篆刻家便愈发主导了艺术史的演进格局。考察此历史风气转换节点前后的具体情势，则本文的所涉，正可呈现其间的关键环节。
注释
[1] 陈硕：《从“玉”到“石”——邓石如早年字“赤玉”考论》，《中国书法》2019年第3期。
[2] 陈硕：《消失的片段——邓石如〈笈游日记〉考论》，未刊稿。
[3] 陈硕：《制造邓石如——从邓石如与曹文埴的交游看〈完白山人传〉中的相关问题》，《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20年第48期。
[4] 赵绍祖：《赠邓石如》，《琴士诗钞》卷五，《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83页。
[5][6][22][26][62][63][64][65] 故宫博物院藏稿本。
[7] 穆孝天编：《中国书法全集·邓石如卷》，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页。
[8] 赵绍祖：《送邓石如旋里四十韵》，《琴士诗钞》卷九序云：“石如不来泾者二十余年矣。十载前，曾于白门一面，今秋为广陵之游，迂道来访，喜其重至。与之同游琴溪、幕山、水西诸胜，且为朱姓书《学宫礼器碑》，留连十余日。既而有疾，遂劝其勿往广陵，买舟而归，为叙其事，作诗以送之，不知尚得相见否也。”（《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第724页）所言正是邓石如逝世前的这一段书写经历。
[9] 李兆洛：《书完白翁传后》，《养一斋文集》卷六，《四部备要》第88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页。邓传密对此事的描述，见故宫博物院藏邓石如篆书册《弟子职》后跋语：“乙亥春，遇传密于萧寺中，怜其少孤，粗鄙废学，因携之读书，相随十余年。”
[10] 故宫博物院藏李兆洛致邓传密诸札可以反映二人关系之深厚，其中三通被收入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一八（《四部备要》第88册，第232—233页）。
[11] 李兆洛：《邓守之字说》，《养一斋文集》卷一七，《四部备要》第88册，第218页。
[12] 邓石如：《笈游日记》，故宫博物院藏稿本。
[13] 关于邓传密任石鼓书院山长的时间，曾国藩于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覆邓传密札云：“接六月二十二日手书，欣谂安抵衡阳，主讲石鼓书院，兴居迪吉，至以为慰。”（《曾国藩全集》第28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7页）可知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为邓传密任职的大致时间起点。
[14] 故宫博物院藏邓石如篆书册中《弟子职》附有邓传密跋云：“每设教所至，辄偕访求先君子四体书，以宣纸双钩，褒然成巨帙，刻者十有余种。”
[15] 邓传密：《先君子印册题识》，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778页。
[16] 孙慰祖：《邓石如篆刻作品系年——兼论邓石如印风印艺》，孙慰祖编著：《邓石如篆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附录》第1—22页。
[17] 孙慰祖编著：《邓石如篆刻》，正文前7—8页。
[18] 杨沂孙：《观濠居士文集》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3册，第408页。
[19] 穆孝天、许佳琼编著：《邓石如研究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
[20] 传世邓石如书作仅数百件，相关文博机构中，尤以故宫博物院与安徽博物院庋藏最多（占半数以上），且其间不乏尺幅巨大、字数众多、品相完好者，基本可以反映传世邓石如书作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品大都是由邓传密以降累代邓氏后人递藏，并于20世纪后半叶由邓石如五代孙邓以蛰捐献。
[21] 李兆洛：《邓君石如墓志铭》，《养一斋文集》卷一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3册，第179—180页。另有稿本两种存世：一藏于安徽博物院，李兆洛自书；一藏于故宫博物院，何绍基书。二稿皆题为“邓君墓志铭”。
[23]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第6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05页。
[24] 陈用光于道光十三年正月提督浙江学政；七月转礼部左侍郎，仍留学政任。十五年返京，七月告病请假，八月卒（《陈用光传》，《清史列传》卷三四，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77页）。又，上引陈札中“三月到京”之语，亦与《清史列传》所载的返京时间相涉，愈可证明此札作于道光十五年。
[25] 需要注意的是，这亦是邓石如作品东传朝鲜的开始，金鲁敬又于道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覆邓传密札云：“尊大人书法，苍健古疋，横空排奡，如对正人高士。仆所见近日中朝名书多矣，若其迈古拔俗，一洗姿媚之习，无有如尊公书者。观心画，亦可以仿像，平素不胜钦耸，谨已揭之堂中，顿令溪山增辉。残膏剩馥，照映海外，受赐诚大矣。”（故宫博物院藏稿本）金氏在收到邓书之后，于海外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推广，应是情理之中的。
[27][29] 芮玛丽：《同光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房德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2—75页，第80—83页。
[2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450页。
[30] 朱之英等纂：《（民国）怀宁县志》卷一九，《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60页。
[31] 关于邓石如生时的窘迫境遇，参见陈硕：《从“玉”到“石”——邓石如早年字“赤玉”考论》。
[32] 《曾国藩全集》第26册，第161页。
[33] 《曾国藩全集》第28册，第148页。
[34] 《曾国藩全集》第23册，第342页。
[35][41] 《曾国藩全集》第17册，第20—21页，第328页。
[36] 董丛林编著：《曾国藩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98页。
[37] 邓传密于同治元年至四年、七年皆在曾国藩幕中（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466页）。事实上，并无任何科举功名的邓传密之所以能够担任位于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的山长，恐怕亦与作为湘军领袖的曾、左诸人有关。
[38] 罗聘绘《完白山人登岱图》，上有左宗棠于“同治六年春莫”所作的七言长诗《邓完白先生日观峰图为令子守之翁作》。
[39] 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邓石如曾在毕沅的湖北武昌幕府中为宾客。邓氏虽然颇为看重这一段游幕的经历，但不脱“文艺花瓶”的定位，毕沅未曾重用他，对其宣传、提携的程度亦极有限。参见陈硕：《重塑传统——邓石如与清中期书法史的变革》，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2020年博士论文，第123—140页。
[40] 吴云编：《焦山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卷八，《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47号，（台湾）成文出版公司1974年版，第536页。
[42] 《曾国藩全集》第17册，第368页。二则文献中的“邓”毫无疑问是邓石如，相关的确认，参见王潜刚：《清人书评》，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832页。
[43] “欧、李、柳、黄”分别为欧阳询、李邕、柳公权、黄庭坚，“邓、郑、刘、王”分别为邓石如、郑燮、刘墉、王文治；“欧、虞、李、黄、邓、刘、郑、王”分别为欧阳询、虞世南、李邕、黄庭坚、邓石如、刘墉、郑燮、王文治。
[44] 《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668页。曾国藩所言的“永州杨太守新刻一套”，乃是由杨翰主持刊刻的邓石如篆书作品。前注故宫博物院藏邓石如篆书册（凡四册）即指此帖，其间包含《弟子职》《呻吟语》《庐山草堂记》《余阙墓诗》《阴符经》《西铭》（王建涛：《从〈清拓邓石如书弟子职等书册〉看邓氏篆书勒石》，《艺术品》2020年第12期）。《弟子职》后邓传密跋云：“今年秋，传密再游永州，海琴观察悼绝学之将湮，虑来喆之芒昧。爰以所藏旧捝本，重为钩刻，刻未及半，而东安告陷，贼随艁浮梁渡湘，距郡城才五六十里。势诚岌岌，筹饷募兵，日不暇给，而犹不肯辍工，亦可谓笃信好古者矣。斯世而有斯人，讵非先德之幸欤？刻既成，属补篆先师铭词于后，并坿记原委如此。”
[45] 《邓君墓志铭》篆额上的文字，笔力柔韧老道、方圆合度，结构亦极妥帖巧妙，即以邓传密的篆书造诣而言，亦未必胜之。考虑到曾国藩多以楷书、行书示人，其篆书能否有这番水准，似难确证，遂不能排除由幕中善篆者代笔的可能性。但款识确为曾氏手笔。因而即使正文由他人代笔而自己只署款，仍可将此篆额视为广义上的“曾国藩题字”。其对于邓氏父子的重要意义，亦仍是毋庸置疑的。
[46] 曾纪泽便在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云：“清捡邓完白屏幅墨刻，号记次序，凡廿纸。”（《曾纪泽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0页）20件“屏幅”拓本的规模显然不小，其中自应有相当比例是来自邓传密赠与曾国藩者。而曾国藩将喜好、宝藏邓石如书作的做法传及后人，则凿凿可据。
[47] 邓崐纂：《邓氏宗谱》卷首，同治十年承启堂刻本。
[48] 《李鸿章传》，《清史稿》卷四一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014页。
[49] 白谦慎认为，在晚清高官中，曾国藩最为频繁地在日记、书信中谈论作书习字，并大量作书分赠友朋、部下（白谦慎：《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编：《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第1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0] 楚金：《道光学术》，沈云龙辑：《中和月刊史料选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269页。
[51] 笔者此处并非谓邓石如书作的价格于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有明显不同，而是说明曾国藩等湘淮政治精英的势力，大抵随着取得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而愈发崛起。邓传密的种种交游及由此带来的邓石如书作的价格上涨，显然与此“时势”有关，笔者遂以是年为大致的时间标志。
[52] 杨沂孙：《观濠居士文集》卷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3册，第408页。此跋初作于邓石如该联的下联左侧，原迹著录于王家新编《邓石如书法篆刻全集》下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57页），其叙说较《观濠居士文集》所载为简略，而大意相同，故笔者征引，仍以文集所载为据。
[53] 笔者并不怀疑邓石如后人与门徒、故友（特别是包世臣、吴熙载等）在作品收集与艺术实践上的不懈努力。艺术实践的方面，通过张惠言、吴熙载等人的作品可知，邓石如开创的艺术风格始终有人传承（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但寥寥数位艺术家、收藏家的行为并不能构成社会层面的潮流——“共识”，至多算作一股强劲“暗流”。
[54] 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57页；本杰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
[55][60] 戴家妙整理：《赵之谦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8—249页，第360页。
[56] 刘鹗著、刘德隆编：《抱残守缺斋日记》，中西书局2018年版，第323—324页。
[57] 张剑整理：《莫友芝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68—69页。莫友芝所说的“皖人”，大抵指以安庆为中心的皖南士人，而非安徽一省的士人。故而“一字一金”的价格，自然不会是彼时安徽省内的普遍情况，在与前注杨沂孙等人关涉邓书不为徽人所重的表述一同参照时，愈能说明这一点。
[58] 桑椹：《沈树镛致魏锡曾信札七通笺注》，《书法丛刊》2010年第3期。
[59] 当然，其中大部分是被制作为石印本等之后才得以大范围流播。
[61] 陈硕：《重塑传统——邓石如与清中期书法史的变革》，第148—152页。
本文为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邓石如与清中期艺术史研究”（批准号：2020GN067）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新媒体编辑：逾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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